大学生的责任是什么？在我看来，大学生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

大学生的第一责任是学习

1913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英国的教育家怀特海德（Whitehead）又是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归根结底，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在《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一文中提道：“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即被赋予的职责。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大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但是归一下类的话，不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也有一些学生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也确实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抱负，他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他意识到这个国家和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承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大学学习。当然，这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这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看哪些东西占了主导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的而来求学的是很不屑的。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纯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目光。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如此，德国的大学就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的学生。

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青年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有人说，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少了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认为，理想主义不应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近年来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对此很有体悟。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我相信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磨石上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审问自己：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事实上，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一些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下面的事实与王沪宁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谷歌（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作了学习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这1520名学生作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受调查的学生中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其中100名当时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人们就会感到学习很苦。反之，理想主义是深藏于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它不断地支持人们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俗事纷扰的时候，帮助人们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理想主义者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打倒，因为他有信仰。因此，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都可以泰然处之，因为他有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

作为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们懂得该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你们主要是在自己教育自己。恰如怀特海德所说的：“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你们的学习生活或者会苦不堪言，或者会其乐无穷，这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

我想，你们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他们对你们寄予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再次引用怀特海德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大学生要理性承担社会责任

除了学习，大学生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

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然而，理想与现实永远是有差距的，有时这个差距还很大。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美国的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把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认识社会的重要的实践活动。但是，当大学生们感受到理想主义与接触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时，很多人是很难容忍的，他们对不合理的现实较易采取一种不妥协的、激烈而又绝对的态度。当现实和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大学生的素养决定了他会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表现。这个时候，大部分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事件难以容忍、慷慨激愤，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的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责任，是有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

但是，在非国难时期，这种激烈的方式是无谓的，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近年来，发生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潮很激烈，烧了汽车，也死了人，但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在我国“文革”时期也具有同样的教训，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动乱，打、砸、抢横行，人性尽失。你们若不熟悉这场劫难，可以去读一下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十年》。这种方式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有的大学生沦为了假革命的祭品。金耀基先生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着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这并不是社会对你们的期待。

来源：《中国教育报》8月31日第5版